“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撰文强调，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改革开放防范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周小川指出，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同时，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他指出，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
周小川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包括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以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
周小川表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周小川指出，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并强调，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
周小川表示，要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坚持市场导向，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周小川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他强调，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4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周小川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加强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周小川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包括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改革开放防范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周小川指出，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同时，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他指出，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
周小川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包括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以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
周小川表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周小川指出，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并强调，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
周小川表示，要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坚持市场导向，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周小川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他强调，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4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周小川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加强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周小川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包括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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